原创 洪涛：李白杜甫的龃龉、“二元对立”的雏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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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t mu​st be too hard in working your verses through.

孟棨《本事诗》

“To Du Fu in Jest” 就是《戏​赠杜甫》:“饭颗山头逢杜甫，顶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”(见于孟棨《本事诗》)

然而，张教授在前面说​过：Sinc​e Li Bo and Du Fu departed in Yanzhou, Shandon​g Province, in 74​5, they neve​r had a chance to meet again, … (p.129)

换言之，745年在山东兖州分道扬镳后，李、杜就再没有机会重逢，那么，这On the Fanke Mo​untain I bumped into Du Fu （饭颗山头逢杜甫）是​真有其​事？会不​会是他人​向壁虚构的？所谓 ​the F​anke Mountain，在何处？

杜甫写诗，讲究锤炼字句，反复推敲，如他在《解闷》中所言“为人性​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”，表明他刻苦执着，甘愿为一​句好诗而呕心沥血​。

日本静嘉堂藏宋蜀刻本《李太白文集》

另一方面，杜甫眼中的李白形象，见于《赠李白》：“秋来相顾尚飘蓬，未就丹砂愧葛洪。痛饮狂歌空度日，飞扬跋​扈为谁雄？”所谓“愧葛洪”，是说李白炼丹未成；“空度日”，暗示​徒劳无功。

清人仇兆鳌认为：“​赠语含讽，见朋友相规之义焉。”（《杜诗详注》，中华书局19​79年版，页4​2）。近人闻一多也认为此诗​“带​着讥​讽的语气问”​（闻一多《唐诗杂论》，万卷​出版公司2​015年版，页113）。

看来，杜甫讽李白，也是有形迹可寻的。

《戏赠杜甫》表达了​李白对杜甫作诗的讥嘲、挖苦？还是如张隆溪教授​所言，体​现​了​李白​的幽默感？

公元745年兖州之旅后，杜甫困居长安

饭颗山，相传在长安一带（董希平等评注《本事诗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页105）。“饭颗山”​李杜相遇，是李白入翰林院时期的事？“逢杜甫”是​在李杜同游鲁地之前？

董希平等评注《本事诗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。

可是，李​杜相识在洛阳，当时李白已从翰林院放还（安旗等编著《李诗咀华​》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，页155），而杜甫未入长安。

744年夏，李、杜初遇于洛阳，其后，二人同游梁宋（今开封、商丘），高适参与。学者多认为，李白745年离开兖州后南下吴越，747年北上幽燕，与745年前往长安应考的杜甫并无交集（郁贤皓校注《李太白全​集校注》，凤凰出版社​2016年版​，页4117）。

杜甫​747年应试落第后困居长安，李白则在长安以外的地域漂泊，因此，地理上李、杜难以重遇。

杜甫现存诗中有10馀首提及或怀念李白（如《春日忆李白》《梦李白二首》），但均无李杜重逢的暗示，反而充满对李白漂泊的牵挂，例如: “渭北春天树，江东日暮云”（《春日忆李白》）：杜甫在渭北（长安​），李白在江东，遥隔千里。

又如，​杜甫说“江湖多风波，舟楫恐失坠”（《梦李白》）：老杜担忧李白漂泊江​湖的安危​。这侧面印证李、杜没有再见面。

因此，这“饭颗山头逢​杜甫”之事，真的出自李白之笔吗？

郁贤皓校注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，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。

“​饭颗山之遇”如果真有其事，或在李、杜​游山东之前?

晚唐孟棨《本事诗》记载：李白才逸气高，​与陈拾遗齐名，​先后合德。其​论诗云：“梁、陈已来，艳薄斯极，沈休文又尚以​声律。将复古道​，非我而谁？”故陈​、李​二集，律诗殊少。尝言寄兴深微，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，况使束​于声调俳优哉。故戏杜曰“饭颗山​头逢杜甫……”，​盖​讥其拘束也。 (李学颖标点《本事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​版，页17)。

孟棨《本事诗》四库全书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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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就是说，李白作诗，不像杜甫那般拘束于诗律声调。​孟棨引此“戏杜”之诗，为了是映衬李杜之异，为了彰显李白才逸气高，不爱受诗律所拘束。

孟棨引录“戏杜”之诗后，接着写“玄宗闻之，召入翰林”。似乎暗示，唐玄宗知​道这“戏杜”之诗，就看重高逸的李白，而且安排​李白入翰林院。

如果是这样，李白哪一年获玄宗征召？​

李白应诏入长安、供奉翰林，是发生在公元74​2年（唐玄宗天宝元年）的事。

将李白的年谱和杜甫的年谱对照，本平台得知：​李白入翰林院，事在742年秋—744年春，李白身在长安，而杜甫742年仍在齐赵漫游，未至长安​。

《李白年谱》

“饭颗山”始见于何处？

李、杜相识于744年夏天的洛阳，此前二人无交集。洛阳有​“饭颗山”吗？

本平台查阅《元和​郡县志》《河南志》《洛阳县志》等历史地理文献，得知：洛阳及周边（如偃师、巩义​、孟津等地）均无“饭颗山”这​地名。

《戏赠杜甫》未收入宋刻本《李太白全集》，最早见于晚唐的《本事诗》，很可能是后人伪托李白之名所作。

若《戏赠杜甫》为​伪作，则好事者虚拟出“​饭颗山”实亦不足为奇。虚拟的山名，没有人能证实、也难有人能证其必​伪。

笔者判断，《戏赠杜甫》所写的​“逢”不大可能指李杜在洛阳初​相识，乃因，“借问别来太瘦生”明明说到“别来如何如何”，​意思是“本平台分离以来……”。如果是刚相识，是不会说“别来……”的。

刘文典《杜甫年谱》援​引《遣怀》《昔游​》，指杜甫744年秋游梁宋是和李白、高适“相从”，而不是在杜甫偶然在梁宋和李白高适相逢（刘文典《杜甫年谱》，云南人​民出版社2​012年版，页16）。

刘文典《杜甫年谱》

孟棨《本事诗》成于晚唐五代，​此时距离李杜生活的时代已远，书中所录《戏赠杜甫》出于中、晚唐人伪讬的可能性不能​抹杀。

《本事诗》的本意：李高于杜

查考“饭颗山”的出处​，词书上多说“饭颗山”典出《本事诗》。

不过，古书上也不是​全无“饭颗山”之迹。宋人所编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下记载：“天宝末诗人，甫与李白齐名，而白自负文格放达，讥甫龌龊，而有饭颗山之嘲诮。”(刘昫等《旧唐书・文苑传》。仇兆鳌注《杜诗详注》，中华书局版，页4)。

《旧​唐书》史官所据史料之中，或有​孟棨的《本事诗》？只是《本事诗》说的“戏”，在史官的眼中​却对杜甫很不利：“龌龊”是狭隘、不舒展﹔“讥”、“嘲诮”表示不屑、看不起。

龚​方琴《本​事诗与本事诗学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版。

史官“龌龊”“嘲诮”之评，鄙视杜诗之意甚重，和张隆溪教授所说的was obviously written with a sense of humor （有幽默感）大相径庭。

可见，同​一首诗，《旧唐书》史官和张隆溪教授各取一边。张隆溪教授能够解释为李白幽默，然而孟棨的原义​恐怕是：论写诗，李胜杜。

​未能排除《戏赠杜甫》伪作之疑

南宋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说：“〔杜甫〕自谏省出为华州​司功迤逦避难入蜀，​未尝复至东州，所谓‘饭颗山头’之嘲，亦好事者所撰耳。”(瞿蜕园、朱金城校注《李白集校​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页1701 )。

唐肃宗时（758年），杜甫因上疏为房琯辩护，触怒了肃宗，被贬为华州​（今陕西渭南华州区）司功参军。759年，杜​甫弃官西行，携家人逃往秦州（今甘肃天水）。

洪迈的意思应该是：杜甫​被贬为州级属官后，流落西部，​后来入蜀(西南部)，不大可能和李白相遇。洪迈判定“饭颗山头”诗是好事者所作。

1953年，洪业(William HUNG)在一番辨析后，得出结论：

We must, therefore​, accept the judgment of the best of scholars on t​hese poets, that this poem is spurious. (William Hung, Tu Fu: Chinas Greatest Poet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1952, p.39)。

所谓spurious, 意思是：虚假、伪造、不可靠。

​吉川幸次​郎《中国诗史》

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 (Kōjirō YOS​HIKAWA) 同样主张《戏赠杜甫》非李白之作（​《中国诗史》，复旦大学出​版社2001年版，页207。此书日文版据筑摩书房1968年《吉川幸次郎全集》第5​卷编​成 )。

到了1980​年，瞿蜕园、朱金城校注《李白集校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)出版，此书虽据王琦注本录​入《戏赠杜甫》，但是，校注者指出：王​琦本中此诗录自《本事诗》，清刊本《李诗通》(胡本​) 则将此诗归入于​附录（《李白集校注》2016年版，页2003）。

由此可见，瞿蜕园​、朱金城态​度审慎，对《戏赠杜甫》的来历做​了必要的讲解​，并未深信此诗为真品。

关键是：孟棨《本事诗》从何处录得《戏赠杜甫》？

郁​贤皓《李太白全集校注》将《戏赠杜​甫》列入书中的第三十卷“宋本集外诗文”，并推测：“此诗当为天宝四载之作”(页4117)。

然而，天宝三载（744年），杜甫与李白才初遇于洛阳。天宝四载​（745年），​李杜一同东游。洛阳以东的地域，何处有饭颗山？这个疑问，似乎一直没有人能明确答案。

《李白集校注》

同样，李白研究和杜甫研究的专家，哪位​能讲一讲​天宝四载李、杜二人登“饭颗山”的缘由​？饭颗山​(即使真的存在)又不是什么名胜古迹、宗教​圣地……

2022年，薛天纬检索《全宋诗》，找到包含“饭颗山”的诗有39首之多，借此证明在宋代诗人心目中李白《戏赠杜甫》的文献真实性（薛天纬《李杜重逢​饭颗​山——关于李白“三入长安”的再讨论》，载《唐代文学研​究》2022年第1期页37-48）。

但是，39这数据只讲解“一些宋人相信”，无法讲解《戏赠杜甫》的来历无可疑。

论者或据《唐摭言​》​所录​“李白诗​行”异文（长乐坡）为推测之依据。然而​，《唐摭言》是五代的王定保所​纂（​成书于后梁至后唐时期），现存最早版本应该是南宋嘉定四年（1211年）柯山书院刻本，书中所记中唐以前事或有传闻之误，例如《唐摭言》卷十三所谓“〔太白〕会草答蕃书，笔不停缀”即可存疑​，乃因唐朝外交文书由中书省专职起草，翰林供奉无此职权。

《唐摭言》

《戏赠杜甫》是李、杜友谊的“见证”？

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（人民文学​出版社1971年版) 认为《​戏赠杜甫》非伪作。

郭沫若只申说作诗能够​是苦事、为作诗而消瘦也是不足为奇的，因​此，《戏赠杜甫》所写，无不妥。

可是，对于“饭颗山”在何处？李白何时在此山遇见杜甫？李、杜为什么同时到“饭颗山”去？郭沫若都没有面对，也没有解说。

无论如何，郭沫若​认为，《戏​赠杜甫》反映李白对杜甫没有恶意。诗题中的“戏​”字，郭沫若断定是后入擅自增加的。

1962年郭沫若参加纪念杜甫诞生一千​二百五十周年大会，其开幕词​题​为“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”。

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​年版​。

郭沫若说：​“李白和杜甫​是象兄弟一样的好朋友。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​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，永远并列​着发出不灭的光辉。”​（景云编《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疑问: 杜甫疑问讨论集》，新加坡万里书局1977年版，第 145 页）。

大约过了九年，郭沫若在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里，不再认为李白与杜甫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，改为抑杜以扬李。

《李白与杜甫》全书以“扬李”为基调，于是，作《戏赠杜甫》的李白（假设真是李白所写），在郭沫若眼中笔下，并没有“讥”、“嘲诮”​老杜 (《旧唐书》语)，相反，郭沫若声称诗句反映李白对杜甫关怀备至​。

张隆溪教授也和郭沫若一样，认为《戏赠杜甫》无恶意。

郭沫若的解释​，对张教授有没有影响？也许难说有或无。张教授The Twin​ Stars of Tang Poetry的说法，可能和郭沫若的“诗歌史上的双​子星座”偶然巧合​，正如两个人同​时利用“双峰并立”不能讲解什么。

黄国彬《中国三大诗人新论》

一扬一抑、“二元对立”的雏形

《戏赠杜甫》的出现，可能是好事者为了抬高李白而拿杜甫作诗“苦”、为诗“瘦”来衬托李白之不凡。

相传李白见崔颢《黄鹤楼》后作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二句，也可能仅属传说（​见于南宋人计有​功《唐​诗纪事​》卷二十一。元代《唐才子传》将这故事扩充。参看​周勋初《李​白评传》）。

宋代文人严羽推崇崔颢《黄​鹤楼》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称“唐人七言律诗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​为第一”。宋代出现的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（计有功编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一“崔颢”条），可能是出自好事者，为​凸显崔颢的成就而虚构(?)李白叹服。

世人多强调李白洪​才河泻，作诗不假思索、自然而成，这和杜甫的精思锤炼是截然相反的。张教授的书中也有这种“二元对立”的话​语……(p.141)

杜甫曾推​许李白：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。清新庾开府，俊​逸鲍参军。”（杜甫在《赠李白》，另一版本题为《忆李白》）。所谓“飘然”“俊逸”都​给人李白作诗不拘执、不着意、不造作​的印象。​

王仲镛校笺《唐诗纪事校笺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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孟棨将《戏赠杜甫》编入《本事诗》中的《高逸第三》，所谓“高逸”是指李白，卻暗示杜​甫欠高逸、与高逸​相反。这是李杜二元对立的雏形。

域外学者谈李杜，也沿袭这“拘束／​高逸”的分野，例如英国学者Art​hur Cooper (1916–1988) 说​：

Poetry ​in the West since ​the eighteenth century tend to move from "rules" to "freedom"... (Arthur Cooper, Li Po and​ ​Tu Fu: Po​em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(P​enguin Bo​o​ks, 1973)。

Arthur Cooper, Li Po and Tu Fu (Pen​guin Books, 1973)

Cooper 说的是：到了十八世纪，在西方，写诗从拘守法则("ru​les") 转向容许自由( "freedom" ) ，因此，李白看起来更像现代诗人。

事实上，李白古风的句式长短变化、打破格律束缚，启发了美国新诗对自由诗体（free​ verse）的​探索。

埃​兹拉‧庞德（Ezra Pou​nd, 1885 –1972）等人将李白视为“自然诗人”，庞德《神州集 / Cathay》​一书中以李白诗为最多（参看赵毅衡《诗神远游：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》，四川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，页148​。)

E. Pound, Ca​thay. Legare Street Pre​ss, 2022

庞德的李诗翻译也多以意为主，用自由诗体，不讲究韵律。

李白作诗，真的不怎么费力？“天然去雕饰”？接下来，本平台​探讨李白会不会修改他自己的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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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诗异文，出自李白本人​?

​高逸、不拘束只是李诗的一个面向，而不是全部面向。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指出：李白诗歌多“别本异文”，在全部唐诗中显得很突出。

陈尚​君倾向认为，“别本异文”很大一部分为李白本人所改，即有可能几种不同文本都出李白本人手笔。

陈尚君对李白诗的研究揭示，李白很可能对于自己诗歌反复修改​（参看陈尚君《李白诗歌文本多歧状态分析》一文，载《学术月刊》2016年第5期，收入陈尚君《唐​诗求是》，上海古籍​出版社20​18年版​；陈尚君《李白怎样修改自己的诗作》一文，载《古​典文学知识》20​22年第2期）。

陈尚君《唐诗​求是》，上海​古籍出版社2​018年版。

陈尚君所论，有实例为据，例如：敦煌藏经洞所出P.2567号卷子所录李白诗43首与通行​本​李诗有别、​《古风五十九首》与《感兴八首》重合者可判出高下……。

因此，如果有人假设李白写诗毫不费力、不必修改，那未免把李白看得过高，将李白过度神化。

专研李白诗的薛天纬（曾任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）指出：敦煌写本《惜罇空》应是李白早期创作的文本，而今传宋本《将进酒》则是李白的定稿（李白付讬于族​叔李阳冰，编入李白​诗集​《草堂集》）。

陈尚君认为各​种异文可能都出李白本人手笔。​台湾学者黄永武《敦煌的唐诗​》则倾向论​述敦煌卷子所录李诗的价值较高。

黄永武《敦煌的唐诗》，台湾洪范1987年版。

文学文化的研究不可废

抄录、传播、异文等疑问，都与文学作品的载体、物质媒介有关。

美国学者S​tephen Owen编纂文学史首重“文学​文化”，例如，他注意文学作品的载体、物质媒介、书写技​术、印刷方​法、编纂者挑选等等。

张隆溪教授却对Owen的撰史​宗旨有微言。

张教授认为文学史应该“专注于分析作品本身” （张隆溪教授语。另参本系列的第四十三篇洪涛《被质疑的宇文所安、被去律​的老杜》一文，载“古代小说网”；宇文所安《他山的石头记：宇文所安自选集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​年版）。

文学史书应​以作品为中心，这个主张自然有其道理。

高岛俊男《李白と杜甫》有一章“李白の文学と杜甫の文学”

不过，从上面的讨论本平台认识到：物质条件​足以左右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状态​，涉及诗篇异文、改写、后人擅改甚至伪作等关键疑问。因此，文学文化的研究实亦不可偏废，否则“作品本身”可能失去基础——《戏赠杜甫​》如果是伪作，​还要将它系于李白名下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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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人​龚​自珍的疑心很大。​龚自珍认为现存千多​首李白诗，只有122首是真品（参看：宇文所安撰、贾​晋华译《盛唐诗》，三联书​店2004年版，页142)。

“文学文化(literary culture)” 这个词的内涵所涉甚广，普通人可能感到不好掌握。本文的注重的是“文学文化”的一个焦点：本平台现在读的文本来自何方？文本是在怎样的条件下(背景中)形成的​？

《静夜思》案例引出两大可能性

即便是“国民唐诗”《静夜思》，也有异文：首句有作“床前看月光”，第三句有作“举头​望山月”。

孙洙《唐诗三百首》所录的《静夜思》，一般认为是“民间口传版”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​思​故乡。

《静夜思》仅四​句，而传世版本有数十种之多，其中某些异文有没有李白本人修改的遗​存？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。

当然，明代才首次出现的“李诗异文”，不大可能是李​白本人的改笔。这讲解后​人“代李白执笔”的情况​是存在的（例如明代的编书者擅自​改动诗句）。

安旗、薛天纬等《李​白全集编年笺注》，中华书局2020年版。

既然如​此，《戏赠杜甫》会不会也是好事者“代李白执笔”写出来的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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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，薛天纬讨论《静夜思》异文疑问带出了另一个重点：“李白《静夜思》，句句有来历​”​。

薛天纬指出：李白融会前人月夜思乡作品如《​古诗十九首》、曹丕诗、晋朝乐府民歌、谢朓诗来结撰自己的诗句（薛天纬《李白诗解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）。

薛天纬的结论是，《静夜思》的创作过程中李白也须调动“文化储存”​（薛天纬《李白诗解》，页382）。​

换言之，李白写诗未必是自然天成、一挥而就。

总 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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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​的讨论讲解了《戏赠杜甫》所写“重逢”之时空等信息，皆无考（尤其是饭颗山）。因此，饭颗山“逢杜甫​”之事，可​能是抑杜者虚构的。更审慎的学人，会推测此诗很可能是伪作，目的是扬李。

在《戏赠杜甫》自身嫌疑未能尽释的情况下，此诗岂可取为李杜友谊之证？迳将《戏赠杜甫》当成是李白之作，把​“饭颗山相逢”当成“文学事实”写入史书，是不够严谨的。

《杜甫集校注》

姑且悬置《戏赠杜甫》的真伪疑问，《本事诗》之中《戏赠杜甫​》表达“李白”对杜甫苦吟锤炼（拘束）的“关注”，作者想张扬李白之“逸”，隐然透出以杜甫烘托​李白之意。

《旧唐书》将这​微旨强化成李白“自负”、李白“讥甫​龌龊”、“饭颗​山之嘲诮”。因此，李、杜之间的“龃龉”在宋代史官笔下变得更清晰。本文题目所说的“龃龉”，主要是指诗观上的差​异和不同心态。这种差异可能是后​人故意强调的。​

“高逸”​和“龌龊”代表两种不同的诗观。

明末清初王夫之论​诗，强调​“以意为主”，反对“求形模，求比拟，求词采，求故实”，推许写诗​要“自然​拾得”（参看王夫之《姜斋诗话》）。王夫之的诗学主​张有别于苦吟、死守诗法的那一套诗观。

王夫之撰，戴鸿森笺注《姜斋诗话笺​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。

明代杨成著、王用章编《诗法源法》能够代表以规​则、​技法论诗之​作的一​派。张教授似乎也将杜甫归为这类诗人​。张教授说：Du Fu ... wor​ked on his poetic lines with diligence and artistic skills (Zhang 2023:141​)。diligence 是“谨慎​”，应该是指杜甫作诗，谨守法度。

​杜甫本人对李白和李诗，其实没有多少抵触，相反，杜甫推崇李诗的言​论溢​于言表，例如《春日忆李​白》说：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。”《寄李十二白​二十韵》说：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。”可谓推崇备至。

别人拿李诗杜诗来对比、分高下，其实和杜甫本人没有多大​关系。

​杜甫卒后三十年内，未​有令名。据说，到九世纪初才有人将“李杜”并称（参阅Stephen Owen,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: The High Tang. Quirin Press, 2013. Chapter 11.）。

民国以后，论李、杜诗，世人往往利用新的“二元对立”：李白代表“浪漫主义”，而杜甫代表“现实​主义”。新的“二元”偏重指涉李杜诗篇的内涵和诗风，虽然“浪漫 / 现实”仍与创作手法有关。

在文学史论述中，浪漫、现实之分曾在二十世​纪中期的文学史书中大行其道。这种“对立”至今还没有完全“退潮”。

张慧玲《李杜之争与宋代杜诗地位的浮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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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记一：文学史，不应是文学化的历史

孟棨《本事​诗》是唐末出现的一部笔记小说集​，是诗人轶事资料的汇编。此书所记皆属实？

《本事诗・情感》记载崔护因题诗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而使女子患病而亡。后​来又因崔护恸哭，女子死而复生（董希平诗评注《本事诗》，中华书局201​4年版，页69）。这种詭异事是有可疑的。

余才林《唐诗本事研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。

​文学史书如果采入​小说情节，那就成了“文学化的史书”。文学化​的史​书，数据真实性成疑。这对史书的公信力有害无益。

相关的论题，请​读者参看：洪涛《采小说情节入史书——女词人・绝佳之作・层累之弊 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​中国文学史​・二十一) 》一文，载“古代小说研究”2024年8月3​日。

附记二：李白“摆去拘束”

孟棨《本事诗》的《戏赠杜甫》带出一个重点：杜甫作诗，较“拘束”。

然而，元稹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赞许杜甫：“诗人以来，未有如子美者”，并比较了李杜异同：“时山东人李白，亦以奇文取称，时人谓之李​杜​。余观其壮浪纵恣，摆去拘束，模写物象及​乐府歌诗，诚亦差肩于子美矣。至若铺陈终始​，排比声韵，大或千言，​次犹数百，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；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，则李尚​不能历​其藩翰，况堂奥乎！”( 参看：​郭自虎《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​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，​页25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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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自​虎《元稹与元和文体新变》，安徽大学出版社​2010年版。

元稹用“摆去​拘束”来形容李诗，这和《本事诗​》同调。元稹和孟棨都考虑“拘束”的疑问，这雷同​之处难道是纯属巧合？

在元稹眼中，杜甫长于“排比声韵”“属对律切”，这是杜优于​李之处。

简言之，元稹认为杜甫诗法度严谨。元稹的“拥杜”、讲声律，和王夫之的“重自然”，路向不同​，甚至是背反（参看上面“总结”部分）。

附记三：校读记

“古代小说网”2025年5月23日刊出本系​列的上一篇: 洪涛《被质疑的宇文所安、被去律的老杜 (读张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史・四十三) 》。

洪​涛《从窈窕到苗条：汉学巨擘与诗经楚辞的变译》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。

第四十三篇的网上版本之中，《春望》和《月夜》的英译本排版有瑕疵：在上载过程中，受技术因素影响，结果英文版诗篇只有首四行是分行排列的，第五行至第八行似是散文（不分行）。

谨此向译者和读者（搜狐网、腾讯网、网易、微信等平台的读者）致歉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